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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洋:活着的意义在于想知道人生上限在哪里—不将就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5-09

  新浪财经讯 4月28日,上海泊通投资2019投资者交流会暨成立五周年庆典上,泊通创始人卢洋做了分享,核心观点整理如下:

  1、泊通成立5年来(2014.5-2019.5),真的特别好,是一个完整的五年。在这五年里,我们跨过高山大海,也经历了惊涛骇浪,尤其是2018年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总结下来一句话:成长总在逆境中,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2、2017年股东大会上从量子力学的科学性角度,在对财务报表等维度“测不准”的情况下如何做投资?2018年从哲学性角度,如何评价一个公司的商誉和无形资产?2019年从伦理学的角度,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依次对应判断一个事情该不该做的三个评价维度:能不能做、能做多大、能做多久。

  3、我常会想:市场为什么需要泊通?有这么多做价值投资的,为什么选我们?我们有没有一点东西是别人家不可替代的?大家好像只是觉得我们赚钱能力很强,却从来不觉得我们有多令人尊敬?而一旦(业绩)做得不好了,就会走。我想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在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不知道泊通企业价值在哪里?如果没有我们会怎么样?别人家的价值机构做的要么是激进的,要么是保守的,而我们不是,我们做的是长期关注每一时点上的“基于深度价值挖掘的性价比投资”。

  4、国外主流基金公司有两种形式:第一种,真的像沃伦·巴菲特一样真正做主动管理投资,买入后就深度介入到上市公司治理,以一种企业管理会计的角度去告诉企业,你怎么把这一分钱可以花得更有效率;第二种,把自己的投资转化为标准的指数产品,做成产品超市比如贝莱德,管理规模超过中国外汇储备好几倍,这种公司的竞争力是在于它的产品设计、运营和它的销售服务。但中国基金行业目前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没有做到极致的好,而是处在中间更多的是“价值博弈者”。

  5、这几年我时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创业?刚开始创业的答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赚钱。但到后来,我开始想知道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到极限的边界、人生的上限在哪里?去知道我之所以为人,而不是上帝把我变成一只猫、一只狗的意义?世界上总有1%的人清楚的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想知道自己的上限在哪儿,然后去不断追求。我觉得泊通的公司文化,每一个团队的负责人、每一个岗位,我都希望他们和我有一样的理念:做事不将就。

  6、现在我还会去担心自己赚钱方式的存在必要性:这个钱为什么由我来挣?这个钱为什么不是别人来挣?这次只是我运气好挣到的?还是我们的方法、逻辑线、泊通发展到现阶段

  ,不是说我要每一年都给大家赚钱那么简单的事情。做基金和做企业的区别在于,前者对业绩负责后者对时间负责:客户和团队的成长,当然团队的成长肯定也是为了更好的对客户负责;所以我的责任就不仅仅是投研,还应该是把公司团队里每一个人的效力发挥到最大,充分调动起公司里每一个人的积极性。8、而客户的成长实际上是两点:

  ;其实还有一个成长希望可以让客户理解投资真谛。如查理·芒格所说,“要长久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如果他不理解我们赚钱的过程的话,他认为是一种侥幸,当然他可能就赎回了;如果他理解我们赚钱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趴在茅台上就把这个钱给你挣了,而是也在这其中经历了风雨,在里面也多次做了艰难的决定;如果他们觉得我们赚钱的方式是可持续的,那么他就可能继续去持有我们的基金。在这个里面,我们对客户的成长,主要是我们会跟他说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承担了什么风险赚了这个钱,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差异化的服务,大家就会明白这个钱未来在用的时候会好好用。我希望客户和我们一起成长,一个是财富的成长,一个是也能像我们一样去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我们未来要去做的。这是做企业和单纯做基金的不同之处,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企业责任也想得很清楚,要对时间负责。9、两根金条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个是卑微的,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如果我们用科学性的方法去分析,

  能决定这个钱我们最终能不能留下。它可能没有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这个时候它的好可能是暂时的,它的可替代性会很强。10、

  尤其是团队,大家都愿意相互补位,延迟享受,都愿意去创造,不将就。而好的团队决定什么?恰好决定的是我们未来能走多远、能管多少钱。11、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感?

  相当于一箱苹果摆在这儿,这里面有好的,有坏的。我是先吃好的,还是先吃坏的?先吃好的的人,你吃到的每一个好的都是接下来当中最好的那一个,所以你活在美好的过去里。先吃坏的的人,你永远活在一个有可能变好的希望里。我的明天会更好。12、拉康给我们的教训是:心想事成的人永远不会快乐。

  为什么是这样一句话呢?事实上做生意的本质不是逆天改命。我们创业的逻辑应该是把一个事情呈现出本来的样子,现在还没有这样,然后我们去把它变成这个事物应该有的样子。以下为发言实录:

  每一次开场白都是一样的,非常感谢每一位泊通的投资者。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我们今天做得还可以、还不错,大前提是大家先迈出的那一步。我们合作的基础是大家先选择成为我们的客户,泊通才有机会给大家做更好的服务。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永远开场白都是:感谢大家,非常感谢!

  其实今年正好赶上我们泊通成立五周年,五周年又正好赶上2018年行情特别差,我真的觉得这很好,真的特别好、特别完美,

  在这五年里,我们跨过高山大海,也经历了惊涛骇浪,挺好的。去年这种行情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总结下来一句话:成长总在逆境中,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听国家提到,我们的制造业要转型、要升级,要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国。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很容易地赚到钱,总是在国家很温暖的环境中走得顺利,有任何动力把制造业大国变成强国吗?一个企业躺着赚钱就好了,为什么要升级呢?

  2018年是不是特朗普这么一闹,让我们很多的部门或者企业主,会思考我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消费者究竟需要我什么?我以前是在干出口,但我出口那些东西有没有可替代性?是不是这样?

  像这种问题在去年就会特别得明显。我们都知道泊通是做性价比投资,这是泊通和其它价值的机构不同的地方。可能很多机构是说我的定位是激进的,不管市场高低,我只是做好选择股票,一直高仓位。还有一些机构可能定位自己是保守的,不管现在市场是涨还是跌,我的净值弹性可能都很小。恰恰我们不是这样定位的,我们定位的是高性价比。换句线点的时候仓位很低,是保守的,也可能在2500点的时候我们很激进。大家说你一会儿保守,一会儿激进,实际上我们的原则是一个,就是好的性价比。这是我们定义的独特性。做这种逆向投资。逆向投资的基础是什么?

  它们值这个钱,我们之前通过几个角度阐述了,比如说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评价它的时候,我们讲了数学物理学的方法,讲了量子力学,我们在测不准的情况下怎么做投资。2018年我们通过一些哲学性的思考,去评价一个公司的无形资产,总结下来一句话:“你能不能评价得了一个公司的商誉、一个公司的无形资产,能够决定你未来的收益。”到今天我想借着2018年惊涛骇浪的行情,总结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公司的价值,就是承担了多少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是你公司的价值。

  有没有?其实外国这种公司蛮多的。中国有没有?中国也有,第一个干这种事的人是阿里巴巴的马云,马云做的任何决定都不取决于我看财务报表上有多少钱、干多少事,他做任何事情的标准就是一个:天下没有难作的生意。他做的任何事情,评价的标准就是我有没有为这个社会责任去尽一份力,所以他的企业能做到今天这么大。换个问题,有没有一家企业你特别希望它挣你的钱?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我感觉之前好像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但是去年有,去年我就特别希望华为挣我的钱,我特别希望去买华为出的每一款手机,我特别希望华为赚我的钱去提高研发,提高我们国家在和美国对抗中我们的话语权,告诉美国“我们也有我们自己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对,同样是一个亿我可以搞研发,可以打广告,也可以把这个钱给一些国有企业,说你来吧,你让你们家的员工都采购我的东西吧,你们的办公电脑都用我的吧。你同样花这一个亿,可能短期都能达到一样的效果,但长期不是一样的。长期就是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些打广告的公司也可能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符号感,但是那些拿着这个钱去说“哎,让你们国有企业都采购我们家的电脑、手机吧?”像这种企业我们并不是很看好它。大家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同,导致了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不同。我特别希望华为挣我的钱的前提是,它真的是让我们知道它是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接下来中国能发展得很好的基础,需要这样一批公司,所以我特别希望它能挣我的钱。我们今天就是想从这个角度去阐述一下对好公司的价值投资。我不想直接给答案,我想让大家和我一起去想一想,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场景,或者我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或者过程中怎么得到的答案,这个过程我想给大家反演一下。

  大家怎么看我们?大家好像总觉得我们是一帮毕业学历背景各方面都不错的一些人,一些高智商的人,但是在干什么呢?干着一些帮大家赚钱的事。事实上大家好像只是觉得我们赚钱能力很强,却从来不觉得我们有多令人尊敬。大家一想到我们就是“哎,买了一些平安、茅台,放在这儿挣钱了。”那我们干啥了?平安、茅台有没有因为我们持有变好了?好像心里是有纠结的。所以大家会觉得有问题,你一旦做得不好了,我就会走。你连续四年做好了,第五年没做好我们就走。为什么?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在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不知道我们企业的价值在哪里,市场当中没有我们能怎么样?大家觉得好像就算你再怎么赚钱,依然很渺小。

  大家在做一些产业投资,比如说PE、VC或者是一个更简单的模型,大家的儿子、女儿创业,可以拿出上千万支持他。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明年就给你赚很多钱。大家要不要求自己的儿女去创业的时候,拿着你上千万的钱去创业的时候,第二年就能给你200万?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好像没有去想。大家对于PE、VC或者是自己投资的自己身边的人去创业,好像都没有着急去赚短期的钱。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投资是说“你每一年都要赚钱,你今年赚20%,明年就得赚20%,后年还得赚20%,你不赚20%我就走”。这么来看我们这种基金公司,是不是太脆弱了?我们十年里边必须十年好,只要有一年不好,我们公司就会不行。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对我们的要求有点不公平。

  我分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外做价值投资也好或者基金公司也好,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尤其是有品牌的公司,他们的品牌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梳理发现,基本上国外主流的基金公司可能有两种形式:第一种,真的像沃伦·巴菲特一样真正做主动管理投资,我买了这个公司以后就深入介入到上市公司的治理,我会去以一种企业管理会计的角度去告诉企业,你怎么把这一分钱可以花得更有效率。如果你这么计划花钱,我觉得不合理,我告诉你那么花可能更有效,这是真正的主动投资的价值投资者干的事。

  还有一种,他会把自己的投资变成产品,比如美国有一些公司,像贝莱德这样的公司,它管理的规模非常大,超过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且是超过中国外汇储备好几倍。这么一个大的公司,他们做的往往是产品超市。比如现在一个美国人想要投资中国,贝莱德就会告诉他我有这么多投中国的基金,这一只是投中国医疗的,这一只是投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是投中国互联网的,等等。它会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标准的指数产品,我作为一个公司的投资顾问或者是公司的服务人员,会给你解答,根据你的需求,你应该怎么样去挑选我们的产品,去做成一个产品包,形成组合,这是产品超市模式。这种公司的竞争力是在于它的产品设计、运营和它的销售服务。

  事实上你会发现,中国既没有在主动管理这一块做得特别好,深入地介入到上市公司给予意见;我们也没有在产品超市这一块服务能力上做到最好。所以说导致我们的基金业基本上是处在中间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博弈者。仓位我们经常要调一调,标的我们也要经常想这个公司今年是不是不太好,没有去年好了,减一减。明年好像它又好了,又加回来,又减减别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基金公司,前一者价值投资的责任没有做到,后一者产品超市的责任也没有做好,导致我们在一个中间地带,属于这边也不是人,那边也不是人,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

  接下来对于我们上海泊通来说,会发展两条路线。现在我们走的是第一条路线,即主动价值投资。现在我给我们研究员一个最低要求是,我们投资的公司,包括像平安、招行、格力、伊利这些公司,你在参加它们股东大会的时候,你要能出一个很好的提案。这个提案达到什么效果呢?让人家高管觉得你对我们公司跟踪了好多年,你真的了解我们公司,你甚至了解这个公司和我们自己了解得差不多,你这个提案让我觉得很棒。我们的研究员要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这是我们要做的前一者。

  后一者我们也是可以做的,所谓的“产品超市”这个模式。比如可以增加一条产品线,很机械的被动投资。可以设计出一个产品,把我们的能力固化到这个产品里,做指数的增强。我们的产品在过去的五年当中,超过80%的月份是对于沪深300产生了月胜率,而且平均每一年跑赢了

  20%,而且平均每个月跑赢了沪深300的1.68%。这样的产品,和我们的股票市场有相关性,而且相关性还不太小,但我们又能够比它做得更好,我们就完全可以做出一条“指数增强”的产品线。而且是一个被动投资品种,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对我们的投资会更确信。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有外资在考察我们,这也是他们的逻辑,就是说我们跑赢指数的能力是非常确定的。这条产品线未来是由我们的运营和销售服务驱动的,目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量。接下来我们去思考怎么给答案的过程。

  我们会去想我们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吹个牛,回顾了一下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样给答案的。我真正意识到应该好好学习是在初二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能考上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吗?因为考上我们市的重点高中以后,基本上未来都能上“一本”,我们的那个重点高中非常好。她就问我“你能考得上吗?”我说“能吧?”老师说“不一定”,这时我就想“怎么就不一定了?”然后我就好好地学习了一下,一下子考得非常好。以前可能是考第十名,一下子考进前三名。好多人就对你另眼相看了。哎,你进步真快。我想,一努力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就有很多人认为你好,那我接下来就好好学习就好了。我接下来好好学习,还能考出更好的成绩,然后别人就认为我更好了。

  所以,我第一个层次上思考好好学习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好好学习就能考出好成绩,同时别人就会更喜欢我。其实这个理由一直会到什么时候?一直会到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在北大学数学。我就会在想,哎哟,我学这个东西以后是要面临就业的,这个东西对我就业究竟有没有用?或者说我一辈子搞研究也行,但我一辈子搞研究这个事,我做的东西究竟有多少用呢?我怎么样去评价?我对于自己学的数学究竟有没有用,我当时是有怀疑的。哪怕我是学习好的一个学生,我依然会对自己学的东西未来究竟有多少用有怀疑。

  然后我就选择参加工作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里?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我的东西有没有用,明年或者后年我就知道。我现在做的东西是可检验的。而我学数学,得出来的答案有没有用,是要留给几十年以后别人用不用得上才能知道。后来我发现学数学是非常有用的。为什么呢?有用的地方不在于我的数学知识本身有没有用,而是在于我学数学的过程中给我提供了一个科学式的思维。我们去评价一套方法有没有用的时候,我首先要有一个科学化的思维,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看单纯拔牙,想象一个拔牙的场景,我是一个专科毕业生和一个博士毕业生之间的差别可能没那么大,比如说我是专科毕业生,拔了100颗牙之后,我的经验也很丰富了。博士生拔100颗牙之后,水平可能也就是那样子,那我为什么要读博士?是因为有一些情况可能你以前从来没碰到过,比如拔牙的时候牙根掉里面了,或者是说拔牙的时候出血非常多,大出血止不住。这个时候读博士为什么会有用呢?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道理,他为什么产生了这个情况。你根据这个道理之后,相对应的之前学过的一些科学的知识,去把这个复杂的意外情况给它处理得很好。当我们处理到没有见过那些情况的时候,有科学化的一套体系。这个是我们读书的意义。

  这个想法说服了我,事实上又工作了几年之后,从2016年以后吧,慢慢地对于好好学习这个话题又有一些新的思考。我们今天工作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上个月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也就是我开始创业的时候,支持我创业的人——后生集团的贺总。那天贺总请客吃饭,我是其中一个,田野的爸爸也是其中一个。那是我第一次见田野的爸爸,田野的爸爸跟贺总也是好朋友,但我不知道,第一次见。他跟我说“你们这个行业不能长干”。我说为啥?他说田野每天晚上回家吃了饭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工作,干到12点以后,家人都没法聊天。他说你们的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了,强度太大了,你们这个工作最多干到45岁。我就说不是那样的,我说您会打高尔夫球吗?他说会。因为我知道,我听田野说过他爸爸爱打高尔夫球。我说你打高尔夫球有没有点废寝忘食?他说会的。我说你想过为什么很多现在成功的人士或者是有点钱、有点闲的这些人愿意去打高尔夫球?事实上不是享受打多远怎么样怎么样。是我们希望在每一次挥杆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下,我看看究竟我的能力能发挥到什么样子,就是说我的极限在哪里。比方说我能打到超过标准杆十杆就挺好,看看能不能打到标准杆,甚至我能不能打到低于标准杆,他的追求是什么?追求我们人生的上限,追求我作为一个人的情况下我的能力究竟会提高到哪里。对不对?对。

  事实上我们好好工作,也不是因为我们想挣特别特别多的钱这个唯一的目的,不是。我们每天在工作还相对顺利的情况下,依然会去好好努力地去工作,好好地去学习,原因是我们知道这辈子上帝把我变成一个人不容易,尤其是我们还是一个相对学习挺好、脑袋挺聪明的人,上帝给了我们这个机会不容易,可能下辈子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希望在这辈子,把能做的事情做到那个极限,我希望我们知道那个极限在哪里,这个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去知道我之所以为人,而不是上帝把我变成一只猫、一只狗的意义。我觉得这是我们好好学习的另一个意义,也可能是人生的终极的意义。这是我们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层次的思考。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是要在一线城市顽强地生活还是回老家安逸地生活。可能在北、上、广、深的人没有这个概念,但像我们这样从一个不大城市出来的孩子,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最开始分析这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一个方法,是什么?是风险收益的推测。我在一线城市顽强地生活,我可能生活得很顽强,我要很努力。回老家可能我不需要那么努力。收益呢?一线城市是你有可能特别好,但大部分人其实活得也是相对平均的一个水平,没有明显比二线城市好很多。如果我站在风险收益的角度去看,顽强地生活在一线城市还是回老家安逸地生活,事实上我觉得是很难的抉择,因为各有各的好。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另一个答案呢?就是父母替孩子做决定。你是希望你的孩子在一线城市顽强地生活,还是回老家安逸地生活?事实上我们本着对孩子负责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站在责任的角度,我们会希望孩子在一线城市先努力顽强地尝试着生活,活不下来再说,能活下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证明你在一线城市立住了,也说明你的能力会更强一些。我们在父母的角度,真的会希望自己的孩子首先在一线城市顽强地打拼、顽强地生活,去证明自己。

  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我要是已经在一线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我面对这个问题会是什么样的心态?我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会去想,幸福是什么?幸福可能源自于做比较。如果我曾经没有看到过大海的话,我可能看每一条河都好。但是我曾经看见了大海,是不是我就觉得每一条河都没那么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在一线城市,我享受的是什么?我享受的是每天随时点个美团送来好吃的东西。但是你在三四线城市,有美团给你点餐送东西吗?每天我在一线城市,想去一个地方,听个音乐会,有啊。爱乐乐团会不会到一个很小的地方去演出?不会,可能只会在北京、上海有。怎么去呢?我可能顺手刷一个摩拜单车去了,但是在很多地方没有摩拜。所以,当你见识到了一线城市有很多好的地方,你跟大家每天谈论的是区块链、人工智能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愿意回老家,每天谈论的东西是,打开电视新闻里的那些东西。所以,幸福有的时候源自于做比较,会让你感觉到我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们怎么样从责任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这也是一个角度。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去探讨,再举一个例子,两根金条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个是卑微的,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如果我们用科学性的方法去分析,大家可能不会在乎这个钱是怎么挣的。比如说我是通过蹂躏散户,吸引跟风然后在里面赚钱,收益率非常高。还有一种方法是我辛辛苦苦研究上市公司并持有,做价值投资,一年赚一些钱。这两种做法,按我之前的理解,前些年的理解,我也不会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大的差别。同样是用100块钱赚20块钱,你怎么就能说明你的方法比别人高级呢?你怎么就觉得价值投资高级呢?人家拿一百块钱买一把手枪去银行抢一百块钱,人家抢一百块钱,比你厉害。在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区分同样是用一百块钱赚20块钱,哪个高尚、哪个卑微?但这个东西很可能涉及到的是你赚这个钱有没有真正属于你。如果这个钱是你抢的,可能国家会收回去。比如说巴菲特是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抓巴菲特?中国为什么要去抓徐翔?有的时候我们赚的钱是不是高尚的,是不是正义的,能决定这个钱我们最终能不能留下。

  我们为什么要去分析企业责任?那些承担了巨大企业责任的公司,它可能现在赚钱的方式是会很持久的。有一些公司你现在看上去它的财务报表很赚钱,非常非常赚钱,但是你分析下来,它可能没有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这个时候它的好可能是暂时的,它的可替代性会很强。

  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想法。我在不同的阶段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创业。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贺总说跟我一起创业吧,我们一起去干这个事。还有一个决定是一个公募基金公司给了我一个offer,也是非常大的offer,年薪是150万,如果能进行业的前1/3,年终奖不会低于年薪。如果能进入行业的前10%,是两倍的年薪,大概是这样子,都很诱惑。我怎样选择?事实上当时选择去做创业的一个原因在于: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很自由。如果去了公募基金,最终我做得很好,发不发奖金还得看领导的脸色。我自己创业的话,挣多少、亏多少我自己认了。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赚钱,这个东西是很真实,没有人高尚到我创业是为了人类的崛起,我真的会想,把企业的盈利模式想清楚,要赚多少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做到好的企业责任当然更好,但前提一定是“自由”和“赚钱”。

  到了2015年底、2016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2015年的财务报表出来了,我看了一眼,我真的发现其实赚钱不是很难,因为恰好我们经历了2015年的大牛市,我们的规模从2014年的1个亿,到2015年年底是7个亿。2015年那一年赚的钱确实超过我的预期挺多的,在这个时候我会担心。我会去担心我赚钱方式的存在必要性。这个钱为什么由我来挣?这个钱为什么不是别人来挣?只是这次我运气好挣到的?还是我们的东西真的是有效的?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通过对我们模型的梳理,比如说我们的独特性。别人家的价值机构做的要么是激进的,要么是保守的,而我们不是,我们做的是“长期关注每一个点上的性价比”。同时我们定义了客户,我们定义了我们的用户画像,也很准确,准确到什么程度呢?我问过其它的私募基金,他们最初的投资人,现在可能规模做得很大,但是他们最初那批投资人都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而我们公司好在,我们最初的第一年的十个投资人今天全在。这是我们想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程度,我会去想为什么我们有能力生存?

  第三,我要决定我要做多大,其实很多人很在意这个,在意我们公司未来的样子、我们公司的愿景。你是做到60亿、70亿?还是100亿、200亿?事实上我们之前提出过一个线亿的时候就不募资了,未来就靠我们自然滚动的增长也挺好。什么时候会让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做得大一些呢?有一天我们吃饭,就在杭州。我每个月在杭州待一周,有一天中午,跟杭州所有的同事一起吃饭。我就问大家一句话,现在国家允许我们做私募,给我们开了一个口子,说私募可以投资。如果有一天我们做得是挺好的,但是国家就不允许这个行业存在了,就不鼓励私募基金这个行业了。这个时候大家的选择,是各回各的公司打工,比如我回公募基金当基金经理了,在座的各位可能去券商也同样做运营,或者是做服务,或者是做研究员,或者是跟我一起去做基金经理等等,还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去种地?我们一起买一块地,我们就一起过山水田园的生活?大家都没有反应时间,大家说那我们就一起去种地好了。

  这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收获了相互信任的一个团队。是因为有这个团队我们才在一起工作的,而不是赚不赚钱在一起工作,赚钱可能多一点、少一点,或者是工作中我忙一点、他闲一点,这个人可能最近要生孩子了,走了,然后马上就有一个人会说,她的活我能干,我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这种相互补位的精神,我觉得我们收获了这种团队才是重要的。至于这个团队,我们把能力边界划分清楚,未来我们做什么都会成功。我觉得我们收获最大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决定什么?恰好决定的是我们未来能走多远、能管多少钱。

  比如说我们分析一个企业,我们该不该投这个企业,第一点是你究竟能不能赚钱,这是科学性分析,是财务报表的分析。如果你通不过这个,我根本就不会看。第二,在财务报表分析之后,我们会去看的是你的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为什么谈这个?这个能决定你的企业能走多久。就是你这个生意,如果你承担的社会责任很小,可能国家就真的会打击你。如果房地产这个行业不是缴了这么多税,整个中国财政的模式是土地模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国家会不会长期来看还是对地产行业挺支持的?不会的。很多时候一个行业一个公司能走得很深远,走得很踏实,就是因为它承担了很多的企业责任。企业责任的分析,主要是决定这个公司我们能拿多久。

  第三个维度,我们的无形资产和商誉。但是无形资产和商誉往往集中在哪里呢?就集中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的团队身上。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会干什么,能决定我们公司做多大。一个是能不能做,一个是能做多久,一个是能做多大。所以,以后我们会经常地在这三个维度上是评价。回答了这个话题,就是“创业我们就应收获了什么”。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感?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之前就在想我们这一辈子每个人究竟在要什么。比如说投资赚了很多钱,大家也没拿出去。我问了一个最初的投资人,300万投进来,现在是1000万,但也没拿出去啊,都还放在这儿,那你的幸福感是不是看着300万变1000万就幸福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我的幸福感?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一个最大的区别,也可能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箱苹果摆在这儿,这里面有好的,有坏的。我是先吃好的,还是先吃坏的?按外国人、西方人的习惯,他们可能会先吃好的。为什么会先吃好的?因为先吃好的的人,从风险收益的角度来说,你是可以吃到尽可能多的好的。因为你始终在吃好的,所以好的变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是尽量吃到了尽可能多的好的,因为你很可能吃一个坏的,接下来好的变坏了。实际上先吃坏的是一个非理性的需求。举一个例子,NBA的球星一年能赚两三千万美金的人,他住的房子一般都是几千万美金的,一年缴税就要交几十万美金。但他年纪大了,退役了,一年打球挣不了这么多钱,怎么办?好呀,我就搬到一个没那么大房子,我就住个公寓,不是挺好的吗?但是我赚钱的时候,我赚很多钱的时候,我就要充分地享受。因为我不享受,我把钱放在那儿没有干什么,最后随着通货膨胀,随着国家在用你的钱,实际上你的钱是不断地贬值,是被摊薄的。从吃好的还是吃坏的角度,先吃好的的人,可能你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吃到足够多的好的。

  但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中国人往往会先选择吃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感不来自于我可以尽量吃到多的好的。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感可能来自于我明天比今天好。我今天是吃了坏的,但是我明天就可能吃到的苹果比今天的好呀,我总是先吃坏的,我就活在一个希望里。先吃好的的人,你吃到的每一个好的都是接下来当中最好的那一个,所以你活在美好的过去里。先吃坏的的人,你永远活在一个有可能变好的希望里。你今天把坏的吃了,明天你就有可能吃到一个好的,永远能让自己活在一种状态,是我的明天会更好。这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中国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储蓄率。中国人挣了5万块钱,外国人都花了,中国人至少会剩2万块钱。所以,中国有巨大储蓄率的背后是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钱可以由国家或者是由我们的一个集体来统一支配。中国人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不怕2018年这样一个行情的主要的基础。所以,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上面,他们讲到中国的优势究竟在哪儿,查理·芒格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在于中国巨大的储蓄率”。而这种储蓄率背后的来源是中国人希望把苦日子先过了,然后再去过好日子。所以,我们总会给自己的未来留一手。延迟满足的能力是中国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竞争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感的体现。

  像我们这些人已经生活在一个物质相对好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选择先吃坏的?是爸爸、妈妈做的榜样。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苹果来了,先吃坏的,他们总希望我们去吃好的,而这种观念在我们这个时候也一样,比如端了一盘水果在这儿,同事们一起吃,我也一定会去选那个坏的,我希望别人吃好的。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言传身教。中国人这个优势非常非常大。

  有名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拉康哲学的重点:幻想必须超越现实。因为在你得到手的那一刻,你可能没有办法也不会再想要它了。为了继续的存在,欲望的客体必须永远无法达成。你要的不是它本身,而是对它的幻想,欲望和疯狂的幻想相辅相成,这是巴斯可所谓的真正快乐,来自于对未来快乐的白日梦。”人什么时候最幸福?人最幸福的时候是我对未来有一个幻想,我坚信自己在这条正确的路上,这是最幸福的时候。你一旦实现了你理想的时候,你有时会发现人很空虚了。真的,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我想过我的目标是什么,真的实现了那个目标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我是非常恐惧的,我会去想我接下来要干什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走。

  实际上人最简单、最努力、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远大的目标,然后我一直坚信走在正确的路上,其实这是过程当中是最简单、最幸福的。他说“猎比杀更有趣,小心你许下的愿望,不是因为你会得到它,是因为你一旦得到它就再也不想要它了。”

  拉康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他说经常心想事成的人是不会特别快乐的,最符合人的真谛是尽量活在你的想法和理想之中,不要依据你达到了多少的欲望来衡量你的人生,应该以你获得了多少真诚、怜悯、理性甚至是自我牺牲这样的时刻来去衡量。

  什么概念呢?我们创业,到现在真正我收获最大的确实是这个团队,在团队中我们相互补位的能力,大家都愿意去创造,都是延迟享受。这样一种团队的气氛是我非常非常钦佩的。比如像去年不太好的时候,大家在团队里经常说“你压力是不是特别大?”这样的一句话,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其实我知道未来会很好,但是大家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呢?在这个时候同事们的一些关心真的是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温暖。

  他说“我们衡量我们平生唯一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不是来自于别人怎么看我,而是我怎么看别人。”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提高,不是别人夸奖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做得好了,有的人来夸奖你,说今年你做得最好,你真牛逼。实际上你真的提高了吗?你可能没提高。仅仅是因为今年运气好,或者是今年市场好,然后你做得很好。这个时候别人来夸奖你,说你做得很好,意不意味着你的能力真的提高了?可能没有,可能你的能力没有提高。但像去年,我知道我们能力提高了,但去年我们做得不好,大家不认为我们做得好,但事实上我明显地感觉到去年我们整个团队的能力是在提高的,很明显。这种提高我们应该怎么去体现呢?我们应该体现的标志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别人。比如说这个里面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永远看地铁上乞讨的人是骗子,可能我们就没有提高。他们也许真的是骗子,经常有的人会说他也许一个月挣的比你多呢?他们都是骗子团伙,不能帮他们。但如果我们永远是这个观点的话,可能我们就永远没有提高。什么样的时候是你提高呢?可能突然有一天你释怀了。你给他钱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你知道他是真的穷,不是,原因是你可能问了自己一句“同样的情况下你会不会乞讨?”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在地铁里乞讨?你不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有理由愿意给他一分钱。对不对?就是说你看待别人的方式不同了,就是你的进步。

  这是我们未来衡量事情的标准。评价事情有三个逻辑:首先,科学性。是我2017年讲的话题。然后是哲学性,比如无形资产,团队能力的培养等。哲学性是2018年讲的话题。今年我讲的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的伦理性,就是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

  我们看了一些好的公司,真正好的公司不仅仅是给你赚了很多钱,是它在赚钱的背后纳了很多税,提了很多风险准备金,它大量地投入到了科技当中,去做了很多的研发。这种投入实际上你看上去是费用,但实际上是无形资产。它把现在确认的费用变成了未来的无形资产。实际上真正好的公司才会干这个事,那些中小企业、创业企业,顶着30倍、50倍市盈率的企业,他可能不会干这个事,因为他觉得我不如这个钱不花,能够变成30倍、50倍的市值多好啊。其实真正好的企业的好,并不完全在于它有多少的利润,背后还有它纳了多少税和其它的研发,还包括品牌形象这样的投入。

  比如为什么这里边没有列茅台?茅台去年作为一家一万亿的上市公司,它能解决多少就业?可能茅台解决就业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但是茅台纳了多少税呢?茅台纳了190亿的税,去年白酒19家上市公司加起来纳税是590亿,相当于万科一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需要房地产。当然这里面的前提也是,我们每一个

  赚了钱之后都希望自己住更好的房子。我们是不是赚了钱之后都希望自己住得更好一点?我们为什么会去想这些问题?我昨天一个朋友,像我这种人有时可能挺矫情的,总会问自己别人可能不太会去想的一些事,把自己过得特别复杂。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可能是“物以类聚”。我的朋友问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我跟他说我还是比较害怕这一辈子白过了。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条件挺好的,比如说我70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没有用好这些条件,我觉得挺遗憾的。后来我想一想,我又跟他说,我说可能我觉得现在我可能不是一个人了,现在我肩负了同事们对我的期待,还有我们的投资人对我的期待,我觉得让他们有一些不满意的话我也会觉得挺不开心的。什么概念呢?在我的企业做大的过程中,我就做出一个选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话西游》的片子,孙悟空面对那个紧箍该不该戴的时候,因为他一戴上他就会法力无边,但他要选择不戴,他就可以正常人安稳的生活。但是他却有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无奈,比如说他不能去救他的心上人这样的无奈。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可能我真的要选择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更多大家对我的期待,可能我会过得相对来说就会那么不自由。比如说去年市场不好的时候,如果我经常站出来跟大家去讲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这个风险,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种股息和债息的套利。大家可能就会心里很接受,大家意见没有那么大。开电话会议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不怕客户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或者怎么样吗?我说不会,因为我觉得最好的风控就是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我觉得我们的心态是阳光的,我觉得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阳光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是对不起别人的,我们就要去开这个电话会议。结果效果也非常非常好。

  我的选择是什么?是在去年那种不太好的时候,我们有1000个直销的客户,为了大家开心,为了大家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好好地给大家工作,我就不能去旅游,我就不能吃好的、喝好的,我就得让大家知道我很苦。因为我很苦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负责,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当我决定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大或者很好的时候,我确实是作出了一个选择,我可能在很多方面是要做退让的。世界上总有1%的人会是为了想知道自己的上限在哪儿,然后去不断追求。我觉得我们公司的文化,每一个岗位上的文化,我们每一个团队里的负责人,我希望他们和我有一个一样的概念,就是做事不将就。这是我让我的一个书法家的朋友给我写的字,挂在上海、北京、杭州的三个办公室,叫“不将就”。

  为什么我要去思考企业责任呢?我们未来公司能做得多大,取决于我们创造多少价值,取决于我们帮我们的客户做了多大。这个就是企业责任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要去肩负起这么大的事情?想清楚要去肩负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确实希望公司做得很大,我希望未来我的公司能做多大,或者是我企业能做出多少的市值,取决于我们给大家创造了多少的价值,这是我内心深处去年想明白的一个问题。当然这句话其实是分众的老板江南春说的,他说分众未来能做到多大,取决于我给客户做到了多大。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概念。

  我去年想明白一个问题,如果我要是一个基金的操盘手,可能我确实是公司做不了特别得大。为什么?因为大家是奔着我每一年业绩好来的。我只要其中一年业绩不好,大家就会走。如果是这样,公司很难长久。我为了把公司做得长久,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还是做的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我的责任应该是把公司团队里每一个人的效力发挥到最大,充分调动起公司里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所以,做企业不仅仅是对大家的钱负责,我每年做好我的尽职,哪怕像去年那种情况,我觉得我很尽职,已经做得很努力了,但结果上看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依然要做得很努力。这个时候我要把这种努力告诉大家,一个做企业的,我的负责是什么?不是说我要每一年都给大家赚钱那么简单的事情,我应该做的是一个综合的事情,是客户的成长、团队的成长,当然团队的成长肯定也是为了更好的对客户负责。

  客户的成长是什么?我觉得客户的成长实际上是两点,第一个成长肯定是资产的成长,比如300万变成1000万,未来的1000万变成3000万,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过去五年能把300万变成1000万,未来五年就能把1000万变成3000万,是一个成长。其实还有一个成长是查理·芒格说的,“你给一个人挣钱最好的方式是让他配得上这个钱。”比如说我们线万,但是这个里面如果他不理解我们赚钱的过程的话,他认为是一种侥幸,当然他可能就赎回了。如果他们觉得我们赚钱的方式是可持续的,那么他就可能继续去持有我们的基金。在这个里面,我们对客户的成长,主要是我们会跟他说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承担了什么风险赚了这个钱,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差异化的服务,大家就会明白这个钱未来在用的时候会好好用。比如我们给你赚钱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趴在茅台上就把这个钱给你挣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也在这个里面经历了风雨,在里面也多次做了艰难的决定。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思考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花钱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那么容易。这里面将心比心,同理心,我希望客户和我们一起的成长,一个是财富的成长,一个是也能像我们一样去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我们未来要去做的。这是做企业和单纯做基金的不同之处,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企业责任也想得很清楚。

  我们怎么样定义了对员工的成长,怎么样定义了对投资人的成长,怎么样定义了对我们已经投资的这些企业和他们一起成长。

  后面这个PPT可能是我们明年要讲的事,明年我可能会去讲团队,怎么样构建一个公司的团队。事实上我现在只是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具体里面怎么讲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明年可能这也是我去操刀的一个重点,明年我可能更好地构建团队,更好地构建我们公司的运营的方式,更好地让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发挥他效率的最大,这是我明年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真相,是熵增加。为什么是这样一句话呢?事实上做生意的本质不是逆天改命。你想证明自己游得快、游得远,比如你是逆着长江往上游,你游泳游得再好,你能游多远?但如果你游得很好,这时你又顺着趋势,就可能会游得相对容易、游得远。我们创业不是说把一个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不是的。我们创业的逻辑应该是把一个事情呈现出本来的样子,现在还没有这样,然后我们去把它变成这个事物应该有的样子。比如马云说“我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生意本来就不应该难做,一个人要卖,一个人要买,他俩买不到,我去想尽办法让他俩的信息是对等的,我把有效的信息传递给买方,我也把市场真实的需求有效地传递给制造方。你就会发现这个里面,马云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天底下每一个大的企业真正做的事情都不是逆天改命,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顺应时代的需求的。我们的团队也一样,我们构建团队的逻辑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构建团队就是应该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的工作方式是他最擅长的方式,这是我们明年要讲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先进入茶歇,茶歇之后是田野和廖璐讲问题,田野主要是讲基本面的一些分析,今天主要想讲估值。基本面的问题我到时和田野一起给大家做答疑。廖总今年这边主要是讲量化,就是我们量化是怎么做风控的。实际上我们的事前风控这一端主要是在廖总这一边,把我们做量化和做风控的逻辑让廖总讲清楚。这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和廖总再一起陪大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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